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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新视域下的陕西方言调查研究

  新视域下的陕西方言调查研究将更加注重地理学、社会学等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更加注重将方言作为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更加注重方言在推动地方文化传承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陕西地处中国的中西部,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因“秦岭—淮河”的天然屏障横亘省境而成为中国南北自然地理分界线。陕西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变迁和文化积淀给陕西带来了形态丰富、种类繁多的方言资源。

  陕西根据地形特征分陕北高原、关中平原、陕南山地三部分,三地方言内部差异巨大,情况复杂。

  陕北地区方言绝大部分属于晋语,分属五台片、吕梁片、大包片和志延片。陕北方言非常古老,还保留着入声韵和入声调。方言中存在大量的古语词和民族语言成分,是汉语史研究和西北地区民族语言研究的重要材料。

  关中地区方言主要是中原官话,分属关中片、汾河片和秦陇片。关中方言是西北地区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方言,是官话方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汉民族共同语的重要基础方言。除中原官话,关中地区还存在客家话方言岛。

  陕南地区方言格局复杂,混合了中原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赣语等多种方言成分。其中沿汉江河谷地区以西南官话或中原官话为底层,南方移民带来的江淮官话等成分是新叠加的层次;汉江两岸山区以江淮官话等语言成分为主体,不断融合了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的特征;离河道越远,南方移民方言的特征越明显。陕南地区的多种方言成分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目前仍处在变化发展之中,是研究方言接触、融合的鲜活对象。

  20世纪80年代之前,陕西方言的调查研究主要是围绕推广普通话和方言普查开展的。出版于1954年的白涤洲先生的《关中方音调查报告》对20世纪30年代关中地区42个县的方言音系做了科学记录和整理,是最早的关于陕西方言的系统论著,对陕西方言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30年来,陕西方言研究逐渐引起方言学界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国语言地图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汉语方言地图集”等重大项目的实施,陕西方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相应进展。学界涌现出了张崇、邢向东、王军虎、黑维强、孙立新等一批学者,承担了“陕西方言词典”“近八十年来关中方言微观演变研究”“陕西方言地图集”等一批国家级科研项目,出版了《陕西方言词汇集》《神木方言研究》和《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丛书等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成果。无论是方言特征的描写归纳研究,还是特殊语音演变研究、方言本字考证研究、方言史研究、语言接触研究,陕西方言调查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由于调查力量、研究方法、团队建设等方面的限制,陕西方言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关中方言和陕北方言的成果较多,对陕南方言关注仍然较少,陕西方言的整体面貌还未能完全调查清楚并展示于学界;方言点上系统深入的研究仍然很欠缺,大多论著都还停留在简单的方言特征介绍;传统的描写语言学研究方法使用较多,语言接触理论、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语言学前沿研究方法的应用仍然很少。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城乡一体化加速,人口流动频繁,各种文化形式互相冲击杂糅,方言在人们语言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弱化。正如田立新指出的,“许多语言、方言趋于濒危或面临消亡,导致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走向衰微”。陕西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枢纽,将被不断推向与沿线其他省市及其他国家经贸合作和文化交往的前沿,陕西方言生态环境的破坏将日益加剧。面对这种严峻形势,调查整理方言语料、深入开展陕西方言研究、保护开发陕西方言资源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新视域下的陕西方言调查研究将更加注重地理学、社会学等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更加注重将方言作为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更加注重方言在推动地方文化传承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新视域下的陕西方言调查研究将不断拓展研究视野,运用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前沿研究方法。

  随着方言现象与地理因素、社会因素等的关系被不断挖掘,以描写归纳方言特征和讨论分析方言分区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研究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我们要积极运用新方法,例如以绘制方言地图展示语言地理分布为主要内容的地理语言学方法开展方言调查研究。陕西方言种类多样,特点鲜明,内部差异大,各方言成分的相互融合非常普遍。通过方言地图,尤其是方言特征图,可以直观地观察到陕西方言的整体特征和内部差异,可以展示出很多文字无法描述出的语言特点。通过方言地图还可以观察出语言的特征分布与地理格局、行政归属、历史移民等非语言因素的关系(例如黄河、汉江、秦岭等河流山川在陕西方言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剖析再现方言的发展演变轨迹。以往的陕西方言调查研究,关注点往往集中于连读变调、分音词、方言词考释等几个比较显性的现象,而运用地理语言学方法,可以在反映语言事实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展示语言演变过程,为归纳和解释语言演变规律提供直接证据,从而为语言接触理论、语法化理论、社会语言学理论提供更加鲜活的语料和新的研究视角,推动陕西方言调查研究的发展。

  其次,在继续完成对陕西方言资源调查整理的基础上,加大对陕西方言资源开发利用的力度。

  近年来,在相关部门和方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之下,陕西方言资源的调查整理工作取得了较突出的成果。由陕西省教育厅组织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陕西语言资源保护项目”和由陕西省档案局组织的“陕西方言语音建档工程”,已经基本对陕西所有县区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并建设了方言数据库,这将是开发利用陕西方言资源的重要基础。方言资源只有通过开发,被社会大众利用,才能吸引社会各界对陕西方言的关注,唤起人们对方言土语和传统文化的重视。我们可以编纂方言民俗读本,以方言为媒介将陕西地区的饮食起居、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等民间文化形式介绍给社会;可以开发方言校本教材,以课程的形式向中小学生介绍陕西方言和陕西文化,培养他们对方言的感情;可以设计开发方言文创产品和方言应用APP,以广大青年群体为切入点,使社会大众体会到方言资源带给生活的便利,从而关注方言、保护方言。

  再次,重视陕西方言调查研究与中华传统文化、陕西地方文化的结合,推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一方面,方言作为交流工具,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进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陕西方言中保存着很多古代汉语词汇。《诗经·国风·陈风》中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杜甫《义鹘》中有“修鳞脱远枝,巨颡拆老拳”,《文选·宋玉》中有“忼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这其中的“僚”(形容好)、“颡”(指头部)、“瞀乱”(形容郁闷、烦乱)都是陕西方言的特征词语。调查研究陕西方言,是了解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桥梁。另一方面,方言也是思想的载体,可以直接反映在地域文化的各个方面。陕西存在着丰富多样的地方文化形式,秦腔、陕北民歌、陕北说书、华阴老腔、商洛花鼓、紫阳民歌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以方言为载体。将方言研究和地方文化相结合,从方言歌谣押韵、方言词语的表现力、方言与民间艺术形式的关系等角度展开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掘方言资源价值,保护传承民族文化。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陕西方言地图集”(18BYY04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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